西周

周人代商的剧本，文王已经写好了大半。姬昌治岐，敬老慈少，礼贤下士，诸侯有争端都来找他裁决——虞、芮两国争田，入周见耕者让畔、行者让路，惭愧而归，史称「虞芮之讼」。他被纣囚于羑里七年，归而「三分天下有其二」，却终身事殷，把改朝换代留给儿子。

武王即位第九年，第一次东进试探：载着文王木主，观兵孟津。「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」，皆曰「纣可伐矣」。武王却说：「汝未知天命，未可也。」班师回朝——八百诸侯的场面都不足以让他头脑发热，他要等的是纣王自己把人心败光。

又过了两年，纣杀比干、囚箕子，微子抱祭器出走。武王判断：火候到了。公元前1046年，他率戎车三百乘、虎贲三千、甲士四万五千东征，与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八部联军会师于商郊牧野。战前作《牧誓》，历数纣罪「惟妇言是用」「俾暴虐于百姓」，高呼「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」。

决战在甲子日清晨打响。纣师虽众，「皆无战之心」，前徒倒戈，引导周师杀入朝歌。纣自焚于鹿台，延续五百余年的商朝一日而亡。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，铭文赫然：「武王征商，唯甲子朝。」三千年后，青铜为史事作证。

克商仅两年，武王病逝，继位的成王还是少年。叔父周公旦摄政当国——这个安排立刻刺痛了另外几位叔父：管叔、蔡叔、霍叔。他们本是派往东方监视纣子武庚的「三监」，此刻却散布流言：「周公将不利于孺子。」随后联合武庚与东夷奄、徐、薄姑诸国起兵叛乱。新生的周朝，东部半壁江山瞬间起火。

周公先安定内部——向召公、姜尚剖白心迹，取得元老支持；然后亲率大军东征，作《大诰》以明志。这一仗打了三年：诛管叔、杀武庚、流放蔡叔，继而挥师东进，灭奄等五十余国，把商的残余势力彻底清除。

平叛之后，周公面对真正的难题：镐京偏在西陲，如何管住广袤的东方？他的答案是再造一个中心。亲自卜宅规划，在洛水之滨营建成周洛邑——「此天下之中，四方入贡道里均。」又将「殷顽民」迁到成周就近看管，驻以重兵。后世出土的何尊铭文「宅兹中国」，正是「中国」一词目前所见最早的出处。

东西两都并立，互为犄角：宗周镐京是宗庙根本，成周洛邑是控驭天下的枢纽。一场差点颠覆新政权的叛乱，最终反向催生了周朝近三百年的稳定架构。

东征既定、洛邑初成，周公着手解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凭什么让天下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秩序？他的答案是制礼作乐——把政治秩序、伦理规范、行为准则，统统编进一套可以日复一日操演的仪式里。

礼的核心是「别异」：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五礼，祭祀、丧葬、朝聘、婚冠、宴飨各有仪轨；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、士各安其位，用几鼎、舞几佾、穿什么、坐哪里，都有讲究——等级的差异被仪式固定下来，争夺也就失去了借口。乐的功能是「合同」：用共同的音乐歌舞弥合等级之间的疏离。礼别异，乐合同，一分一合之间，社会有了柔韧的骨架。

与礼相配的是政治制度的确立：嫡长子继承制把权力交接变成一道算术题，「立嫡以长不以贤」，从此杜绝「贤与不贤」的扯皮；分封制与宗法制互为表里，血缘亲疏直接换算成政治层级。

最能见周公本人境界的，是他训诫即将就封鲁国的儿子伯禽的话：「我文王之子、武王之弟、成王之叔父，我于天下亦不贱矣。然我一沐三捉发，一饭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犹恐失天下之贤人。」洗头时多次握着湿发见客，吃饭时多次吐出口中食物起身迎贤。摄政七年，成王长成，周公还政，北面就臣位——权力用毕，原样奉还。三百年后，孔子还在梦中追念他。

周克商后面临空前的治理难题：以「小邦周」统御数倍于己的疆域与人口，没有发达的官僚系统，没有便捷的通讯，怎么办？周公、成王给出的方案是分封——把土地和人民打包，交给最信任的人去镇守。

《荀子》记载，周初「兼制天下，立七十一国，姬姓独居五十三人」：姜太公封于齐，镇抚东夷；周公长子伯禽封于鲁，坐镇奄国故地；召公之子封于燕，屏障北方；武王弟康叔封于卫，治理殷商遗民；成王弟叔虞封于唐（后为晋）——「桐叶封弟」的传说讲的正是这次册封；连商纣的庶兄微子也被封于宋，以续殷祀，彰显新朝的宽容。

诸侯对周王负有明确义务：镇守疆土、随从作战、缴纳贡赋、定期朝觐；周王则保留巡狩、黜陟、征调之权。同时，宗法制把继承规则焊死：嫡长子为大宗，承袭君位；其余诸子分封为卿大夫，是为小宗。小宗服从大宗，层层上溯，整个统治集团织成一张以周天子为总枢纽的血缘大网——家国一体，族权即政权。

这套架构在周初高效得惊人：叛乱的东方安定下来，边疆被诸侯一寸寸拓展开去，「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」从口号变成现实。但隐患也写在基因里：血缘会随世代稀释，几代之后，同姓诸侯与天子早已「亲尽」——藩屏与列国，其实是同一张网的两个时代。

周公还政之后，成王亲政，兢兢业业；临终前命召公、毕公辅佐太子钊，是为康王。康王即位，遍告诸侯文王、武王创业之艰难，宣示要继承先王之政。两代人接力，把周公设计的制度红利稳稳兑现。

《史记·周本纪》用一句话概括这四十年：「成康之际，天下安宁，刑错四十余年不用。」刑法搁置四十多年派不上用场——这不是纵容，而是秩序深入人心的结果：上有明德，下有谨俗，犯罪率低到刑具生锈。

安宁不等于无所作为。康王命大臣盂征伐鬼方，斩获颇丰——大盂鼎、小盂鼎的铭文记录了战功与册命赏赐；又命毕公治理成周，东方稳如磐石。对外有限的武功，服务于对内整体的文治。

成康之治的意义，在于证明西周不靠君主的雄才大略也能良好运转——制度、礼乐、分封、宗法，这些「基础设施」自动产出秩序。盛世的标准从来不是烈火烹油，而是「无事」：没有叛乱要平，没有冤狱要理，没有饥民要赈。平淡，是治国最高的形容词。

西周的太平日久，到第十位天子周厉王时积弊丛生。厉王「好利」，任用荣夷公推行「专利」——把山林川泽的收益收归王室专有。问题是从前国人（居住在城邑中的平民与下层贵族）入山砍柴、下水捕鱼本不受限制，这一纸禁令，等于断了千家万户的生计。

都城里怨言四起。大夫召公警告厉王：「民不堪命矣！」厉王的应对不是改弦更张，而是堵住嘴巴：他从卫国找来巫者监视国人，「以告，则杀之」。恐怖之下，「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」——熟人在街上相遇，只敢用眼神打招呼。厉王得意地告诉召公：「吾能弭谤矣，乃不敢言。」

召公留下了那段千古名论：「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」堵住百姓的嘴，比堵住洪水更危险。厉王不听。

公元前841年，积压的怒火溃堤：国人暴动，围攻王宫。厉王仓皇出逃，渡黄河奔彘（今山西霍州），最终客死异乡。暴动者又围住召公家索要藏匿的太子静，召公忍痛以自己的儿子顶替，太子得免。朝政由召公、周公共同执掌，史称「共和行政」（一说为共伯和摄政）。共和元年——公元前841年，成为中国历史确切纪年的开端。从这一年起，中国的每一年，都有了名字。

周幽王继承的是一个天灾示警的衰世：即位第二年，泾、渭、洛三川大地震，岐山崩塌，太史伯阳父断言「周将亡矣」。而幽王选择用享乐回应危机。转折点是一个女人：褒姒。褒姒美而不好笑，幽王千方百计博其一笑而不得，最后竟想出举烽火的主意。

烽火本是王畿与诸侯约定的最高军事警报——烽燧燃烟，意味着外敌入侵、京师告急，诸侯须即刻发兵勤王。幽王为引褒姒开颜，无故举烽，诸侯兵马兼程赶来，镐京城下却并无敌情。看着大军茫然奔忙的样子，褒姒终于大笑。幽王得意忘形，此后「数举烽火」——诸侯被骗几次之后，再也不来了。（《吕氏春秋》记为击鼓，「烽火」之说或有后世增饰，但失信的内核不变。）

更严重的是废嫡。幽王宠爱褒姒，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，改立褒姒之子伯服。申后是申侯之女——宜臼逃回申国，申侯大怒，决定为外孙讨回公道，联合缯国与犬戎起兵伐周。

公元前771年，联军兵临镐京。幽王急举烽火征兵——这一次是真的，但没有一路诸侯来救。犬戎破城，杀幽王于骊山之下，虏褒姒，尽取周室财货而去。近三百年的西周就此落幕。诸侯拥立宜臼，是为平王；次年，平王在护卫下东迁洛邑。信用破产的代价，幽王用一条命和一座都城买了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