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朝

建德七年（578年）宣帝即位，两年后便暴病而亡，只留下一个八岁的静帝。宫门深锁，诏书深夜传出：随国公杨坚入朝总知中外兵马事。杨坚是宣帝的岳父，女儿杨丽华是当朝皇后，他本人出身关陇军事贵族，历仕两朝，威望与兵权俱在。权力真空出现的那个夜晚，长安城的执金吾换防，城头火把连成一线，没有人敢问发生了什么。

辅政之位并不安稳。相州总管尉迟迥、郧州总管司马消难、益州总管王谦先后起兵，三方烽火几乎同时点燃，山东、四川、荆襄皆动。杨坚一面派出老将韦孝宽东讨尉迟迥，一面在朝中不动声色地剪除宗室诸王。数月之间，三方之乱尽平，尉迟迥兵败自尽，邺城化为丘墟。此后杨坚进封随王，剑履上殿，赞拜不名，禅让只剩下一道程序。

大定元年（581年）二月，静帝下诏禅位。杨坚三让而后受，在长安临光殿即皇帝位。他以旧封随国公的“随”为国号，又嫌“随”字有走之底，寓意奔走不定，于是去辵作“隋”，定都大兴城，改元开皇。这不是一场流血的革命，而是一次精心铺排的和平过渡。

中国政治史上少见这样的场景：几乎兵不血刃，一个新王朝便在旧王朝的骨架上生长出来。杨坚接手的北方已有府兵与均田的家底，而江南的陈朝尚在秦淮河的丝竹声里醉生梦死。统一的指针，从这一刻开始拨动。

开皇初年的大兴城，天刚亮，太极殿的灯烛已经燃尽。隋文帝每天视朝至日昃，五品以上官员引见论事，卫士传餐而食。他自己则过着近乎苛刻的俭朴生活：乘舆用物破了便修补再用，后宫妃妾衣不曳地，有一次配止痢药需胡粉一两，遍寻宫中竟然没有。

节俭之外，是一套精密的制度建设。朝廷颁行均田与租调，让流民重新回到土地上；又以“大索貌阅”核对户籍，对照形貌查出大量隐漏之口，再用“输籍定样”划定户等，把豪强荫庇下的依附人口收归国家编户。户口从建国初的约四百万户增至近九百万户，这个数字的跃升，正是开皇之治最硬的底气。

开皇年间还修成《开皇律》，删繁就简，减省刑罚，去枭首轘裂之酷，死刑需经大理寺复核、三次奏报方许执行。沿黄河诸州广设官仓，长安太仓、洛阳含嘉仓积粮以千万石计，直到唐朝建立二十年后，隋仓余粮仍在使用。史家称这一时期“中外仓库，无不盈积”。

然而盛世之下也有阴影。文帝晚年猜忌日深，重臣元勋或诛或黜，名将史万岁被冤杀于朝堂。他用一生积蓄攒下的殷实家底，也在储位更易的暗斗中悄然松动。治世的缔造者，没能守住自己最得意的那一部分秩序。

开皇八年（588年）十月，隋廷下诏伐陈，列举陈后主二十条罪状，抄写三十万份遍谕江南。五十余万大军分八路出师，东起沧海，西至巴蜀，旗旗鼓角绵延数千里，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，坐镇六合节度诸军。长江天堑横在面前，而隋军已在上游操练水军多年。

建康城里却是另一番光景。陈后主陈叔宝日与宠妃张丽华、孔贵嫔及狎客游宴赋诗，《玉树后庭花》的曲调在结绮阁上飘荡。告急的文书雪片般飞来，他笑着说：王气在此，齐兵三来、周师再至，无不摧没，隋军又能怎样？奏乐不歇。

开皇九年（589年）正月初一，大雾锁江。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渡江，陈军竟茫然不觉；同日，韩擒虎率五百人夜渡采石，守军尽醉。两路隋军一东一西，如一把剪刀剪向建康。贺若弼在钟山击溃陈军主力，韩擒虎自南掖门长驱入宫。陈后主这才慌了，带着张丽华、孔贵嫔躲进景阳殿前的枯井。隋军投石井中，井下惊呼，以绳引出——一绳三人，狼狈不堪。

金陵王气黯然收。自西晋永嘉之乱（316年）以来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，至此终结。城破之日，贺若弼与韩擒虎争功于宫门之外，而真正的大历史已经翻过这一页：一个统一的时代，重新开始了。

魏晋以来，做官的路基本被门第锁死。九品中正制下，中正官品评人物，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，一个人的前途在出生那天就大致写定。隋文帝即位后，决意拆掉这堵墙：废九品中正，命诸州每年举送人才，以志行修谨、清平干济等科目分科举士，凭才学策试，不问出身郡望。

到隋炀帝大业年间（约605年），进士科正式设立，以诗赋策论取士。从此，一个山东寒门的子弟，只要文章足够好，就有机会步入朝堂。科举制度在此后一千三百年间绵延不绝，直到1905年才废除，成为世界上延续最久的文官选拔制度。

中枢官制也在同一时期定型。中央设内史省掌决策、门下省掌审议、尚书省掌执行，三省互相牵制又彼此衔接；尚书省下置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，分管全国政务。这套架构逻辑清晰：决策、审核、执行分离，政令既不至于出自一人之口，也不会在推诿中落空。

唐承隋制，三省六部在此后历代不断演化，其影子一直延续到明清的部院制度。隋朝自己只存在了三十七年，但它搭起的这两副骨架——选人用科举，治国用三省六部——却支撑了中国此后一千多年的政治大厦。

大业元年（605年）三月，一道诏书从洛阳发出：发河南、淮北诸郡民夫百余万，开通济渠。同月，十余万人疏浚邗沟。此后数年间，永济渠（608年）、江南河（610年）相继开工，南北大地上，数百万民夫在监工的鞭影下挥锄挖土，河道一段一段向前延伸。

工程以洛阳为中心，向两端铺开：北过永济渠直抵涿郡（今北京），南经通济渠、邗沟、江南河直至余杭（今杭州），全长两千多公里，把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成一体。从此，江南的漕粮可以溯河北上，帝国的躯干与富庶的江南被一条人工的血脉贯通。

代价是惊人的。开河征发动辄百万，丁男不足则役及妇人，工期严迫，督工苛酷，役丁死者十之四五，载尸之车相望于道。通济渠修成的当年八月，炀帝乘龙舟巡幸江都，舳舻相接二百余里，挽船民夫八万余人，沿岸五百里内州县都要献食。河成了，天下的怨气也积下了。

后世对这条河的评价却始终复杂。晚唐诗人皮日休写道：“尽道隋亡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，共禹论功不较多。”河本身没有罪，罪在用它的方式。它在此后一千多年里滋养了唐宋元明清的漕运与商业，至今部分河段仍在通航。

大业八年（612年）正月，涿郡城外旌旗千里，一百一十三万余大军分二十四军出发，号称二百万，隋炀帝亲任统帅，旌旗辎重绵亘千里，首尾不相望。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空前的远征，目标是辽东的高句丽。

辽东城下，隋军围城数月不克。炀帝下令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，诸将不敢专机，战机一次次在往返请示中流失。宇文述等九军三十余万人渡过鸭绿水深入敌境，高句丽军佯败诱敌，待隋军粮尽撤退之际，于萨水（今清川江）半渡而击。九军大溃，逃回辽东城下的仅二千七百余人，军资器械损失殆尽。

大业九年（613年）第二次东征，隋军再围辽东。正值攻坚之际，后方传来惊雷：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，围攻东都洛阳。炀帝连夜密令撤军，堆积如山的军资粮械尽数弃置。杨玄感之乱虽在两个月内被平定，但贵族内部的裂痕已经公开，天下的局势从此再难收拾。

大业十年（614年），炀帝第三次下诏亲征。此时国内已是“耕稼失时，田畴多荒”，道路以目。高句丽困弊之余遣使请降，炀帝借此台阶草草班师。三年的倾国远征，换回的只是一个体面的说辞，而帝国的根基，已经在辽东的寒夜里冻裂了。

大业七年（611年），山东长白山（今邹平南）上，一个叫王薄的铁匠举起了反旗。他作《无向辽东浪死歌》，歌词直白得近乎呐喊：不要去辽东白白送死。这首歌在饥饿的乡野间传唱，避役逃亡的百姓成群结队投奔而来。大起义的第一粒火星，落在了最早被征发榨干的土地上。

火种很快燎原。瓦岗军由翟让在瓦岗寨（今河南滑县）聚众而起，大业十二年（616年）李密来投，献策设伏阵斩隋名将张须陀，中原震动；次年攻克兴洛仓，开仓赈民，数十万饥民扶老携幼而来，瓦岗军扩充至数十万人，李密称魏公，祖君彦所草讨隋檄文有“罄南山之竹，书罪未穷；决东海之波，流恶难尽”之句。然而李密随后袭杀翟让，义军内部自此离心。与此同时，窦建德纵横河北，杜伏威转战江淮，隋朝的统治已经碎片化。

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，太原留守李渊起兵，趁中原混战西入关中，占领长安，立代王杨侑为帝，遥尊江都的炀帝为太上皇。而炀帝本人困在江都行宫，揽镜自照，对萧后说：好头颈，谁当斫之。禁军将士多为关中人，思归心切，哗变已在弦上。

大业十四年（618年）三月，宇文化及等发动江都兵变，以练巾缢杀炀帝。五月，李渊在长安称帝，国号唐。次年，王世充废黜皇泰主杨侗，隋朝最后的影子也消失了。三十七年基业，数年之间灰飞烟灭，徒留千里运河波光，静看后世兴亡。